第四百三十八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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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八章
开完洛川会议的林彪在追赶部队途中闻知此事，在向中央请示的同时，毅然决定由聂荣臻副师长去做同时渡河赴晋的抗大1队队长杨得志的工作，让其顶替黄永胜为六八五团团长。林彪在此决策中有两个不寻常的举动，一是犯了中国军界“临阵换将”的大忌；二来免去的是主力团的“第一把手”（军事主官），留用的是其“第二把手”（政治主官）。不论此举的理由如何，这在国民党军事当局那里的手续调换是非常麻烦且有“不能照准”的风险。林彪甘愿冒此风险作此决断，出发点可能并非仅为邓华，但客观上谁敢说邓华没有受到林彪的恩遇？此“知遇”为其一。
邓华的军事才能在红军时期和八路军时期并不突出。在一一五师以及该师分兵后的晋察冀部队中，运动战他不及杨得志，游击战他不及杨成武。这当中的缘故之一可能是他没做过军事主管，军事才华不能得到表现。但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他率北岳军区一部与一二零师的宋时轮支队汇合，成立八路军第四纵队，到冀东创建根据地时，作为一个方面军（当时纵队的级别比师只低半级）政委的他应当说是适逢天降大任之机，政治上可造就一番抱负，军事上可打出一爿江山。然而短短半年不敌辽日军的渗透围剿，几达五万众（其中暴动民众甚多）的军队分崩离析，作鸟兽散。邓华郁郁寡欢回到延安去做教导二旅的政委。不是冤家不聚头，该旅旅长恰是黄永胜。师老地狭，身飘业尽，个中滋味怎堪忍受？
似水流年到了一九四五年就月，林彪重返军队要去东北（先是去山东，后受命转道）。他此番登去请两人同往。一个是旧部陈光，一个就是堪堪邓华。不说此去多大造化前程，能脱藩篱即是好事。所以老兵们回忆，去辽路上说笑话最多的就是邓华。那种“鲤鱼脱得金钩去”的意兴豁然可以理解。此“知遇”为其二。
解放战争打到第四年，北中国大地已是“风展红旗如画”。排山倒海的四野大军雄踞平津，虎视湖广。四野南下要编组，中央给其四个兵团番号。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十三兵团司令程子华最无悬念。刘亚楼以“林、罗、刘”之威名荣任十四兵团司令也无话说。堪堪十五兵团司令人选令林、罗大费踌躇！五大主力之中，北满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南满的四十军军、四十一军，还有一个“林总近卫军”四十三军，这几员大将功盖全军，实力最强，但谁当司令，人望军心莫衷一是，碍难拍板。可林彪冷不丁地一下“拎”出时任四十四军军长的邓华，与老资格的赖传珠政委搭档统领十五兵团。四十四军的前身为东野七纵（司令邓华），它既不如李天佑的一纵（后来的三十八军）勇冠三军，也不比韩先楚的三纵（后来的四十军）野十足，甚至不象梁兴初的十纵（四十七军）那般“三年本无名，一仗定黑山”。因此林彪此举是挟自身威望压诸将，取良材，对军史功不可没，对邓华则是扶掖提携。此“知遇”为其三。
其四则是志愿军十三兵团重组的军史佳话了。朝战爆发，中央决定出兵援助，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即动。林彪虽有畏战之嫌，但他向中央献了一条好计。其时四野南卧湘粤，主力十三兵团四个军由黄永胜统带镇守广西（程子华回了山西）；十五兵团邓华部三个军防卫广东。林彪此时又做出一个出乎众人所料的点将：否黄（永胜）取邓（华），唯材是举。事仅如此也倒罢了，问题是他为邓华率军顺利所计，竟将广东的十五兵团番号改为十三兵团去任志愿军，而将广西的十三兵团番号换为十五兵团由黄带领入粤替防。这真是“共军”史上一大奇观，绝无仅有。因此林彪此次“提携邓华之作”可谓煞费苦心，登峰造极。
顺带说说黄永胜，此种夺旗换将的“奇耻大辱”也堪忍受，说明此人也有过人之处。其后来能够发迹也有因果，不能简单判为全靠阿谀奉承，死心塌地。林彪是何等枭雄，蕞尔iǎ人能入法眼？
十三兵团部易旗新编，辖下的四个军并不改动，此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四个军实为四野最坚强的部队。邓华率军开赴东北途中又吸收了华北军区的的第六十六军军入伍，这样十三兵团五个军是梯次进入北韩。再说先期入朝的志愿军“光杆司令”彭德怀，乍见到这铺天盖地的二十万狂飙雄师从天而降，喜不自禁。最不会应酬的彭司令难得开口寒暄：同志们在林总的率领下打了许多胜仗……云云。随后彭德怀为指挥得便计，竟不惜纡尊降贵电请中央将十三兵团部与志愿军总部合并。由于彭德怀其时是大军区正职，所以邓、洪（学智）、韩（先楚）各位兵团副司令一夜之间都升格为大军区副职。（这里还有一段趣事：此举害得老实巴jiā的韩先楚常惴惴不安，每每向彭请求“下放”，去做一个兵团的司令。）邓华此时做为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又时刻出没于彭德怀的鞍前马后，一下子成为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人眼中的璀璨“明星”，年少倜傥、踌躇满志，在所难免。皇恩浩莫过于此！说他不对彭德怀感jī涕零恐怕不合逻辑。为知己，为团结，为战争所计，他从此主动去和彭搞好关系（人传彭德怀、林彪二帅是最难相处的，彭待人“凶”，林为人“yīn”），亲近忠诚于彭，竭尽心智地报效于战争，这些都没错，很自然，为国为民，于公于ī嘛。史载彭德怀和邓华是全军合作得甚好，珠联璧合的一对战友这些军评，笔者完全相信，至今认为莫能挑剔，上下级能处成朋友（战友），相逢贵相知嘛！
然而，福兮祸兮，物极则反。人处于顺境之时尤其要有所警觉，自省其身，这或靠圈外高人指点，或靠其人自身理会。不幸邓华将军均无此条件。中国军界的一段嫌隙冤仇之争至此揭开帷幕，此实为当年军队之悲哀。
之前看到的一份当年揭发林彪的资料，称邓华入朝作战之后，坚决不受林彪的拉拢利从朝鲜回京汇报战事从不去林府云云。资料举例说一次邓回京开会，工作报告完后林彪托人几次来请，邓均未应允前往。最后在回朝鲜的当日林办来了电话，邓华才勉强去见林彪。会见中的描绘相当生动：邓一到，林彪就笑容满面地握手，让坐。随后林就拿出朝鲜的地图摊在桌上，圈圈点点，指指划划，不解之处就请邓辨认，解说。图解之后就问美军的特点、武器，包罗巨细，不厌其详。邓华渐失耐心，心忧前线，又担心误车，其时如坐针毡，几次抬腕看表辞不能。林彪其时竟心无旁骛，视而不见。最后一次邓华又看表让林彪察觉了，林问邓有什么事？邓是如此说的：林总，彭总那里还等我速回，我下午的火车……。资料称当时林彪的脸è就下来了，手一摊，你走，走…。据说当邓华忙不迭地一出后，林彪抬手掀了桌子。
当时认为这份资料记录得相当细密，描述也相当jīng彩。由于资料的立意是批林，有过于抬高邓华“抵制行为”之嫌，但行文说得非常合乎林彪的特点格。先说林彪，在开始见邓之时，虽然也有疑但他基本上是由衷地高兴甚至自得，因为志愿军的胜利验证了他“择将组军”的先见之明。尔后他为朝战上心，拿出当年在东北的待客习惯：和最感亲近的人才切磋战事。他一点儿不识时务，还在笨拙地表现其对邓华的厚待优叙…。当他察觉到邓的漫不经心，敷衍甚至不耐烦时，他的如火热情陡降，顿生不快。而当他听到邓的解释，疑的传闻现已证实。他是怒不可遏而又极其克制。邓走后的掀桌甩图是愤懑与狂怒之气的宣泄。
再议邓华，资料中褒扬的“他”，不识不智、不近人情则显而易见。林彪托人来请，不论从将帅的感情上，从上下级关系上，从以往生死相从的jiā道上他都不能推辞去见林彪。何况林当时已是中央军委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前方将领汇报工作不找他，不争取他的有力支持，能行吗？（按惯例还要寻机会多亲近亲近，彭让邓回国叙职的目的恐怕正在于林、邓的良好关系）因此笔者设想，此次邓华去见林彪起初应当还是高兴而亲近的，开始的谈话可能也甚为投机起劲。可邓其时是堪堪忘记了林彪“战争狂”的兴趣特征。当话题转入战争，林彪沉醉于具体战斗，战术，战场，武器等的心劲儿上来，而谈得纵横开合，眉飞è舞时，邓华的不耐烦以至敷衍则显得非常不智。漫说林的这些深思熟虑的见解完全可以给人进益、提醒，即便是这些议论不值一闻，如果真为前方将士所计，为彭总所计也应沉静下来，客随主便。否则发生不快，前面谈成的或应允的事岂不要“黄”？既来之，则安之，谁信前线真缺这一天半日？而若邓华真的象资料所言那样回答林彪，这不仅是愚蠢的事了，而完全暴lù了邓华此番看望之行的虚伪林彪的潜台词可以是这样：怎么，彭德怀就这么离不得你？难怪说邓彭不分家，那么回国述职可以让其他人来嘛。你的火车，那不是军用专列吗？你不到，它敢走吗？所以，邓的欺人之谈，漫道jīng细的林彪，等闲人物也能看得若观火的。
当年的邓华可能其时确实未能感觉林彪心绪的突然起伏乃至怒意陡起，也未能料到这样的不欢而散会给双方带来永远的隔阂。他太青ūn得意，不能珍惜与林彪来之不易的良好关系；他压根儿未曾想到这种事件会给自己日后的政治生命埋下隐患；他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儿得胜回朝的傲气，未能及时地主动找机会化解这个嫌隙；也由于机会的丧失他渐渐察觉林彪对他的冷漠；他本能的警惕心理引导他更加靠拢彭德怀，然而这种利害取向的结果则只能加深这段冤仇。他更加觉得孤独（4野的老“圈子”已敬而远之）就愈发走向新的“山头”。而他可能真没想到，就中国的传统军人文化（仁义勇智信）衡量，他当初“将德”的稍稍缺失，却发展成“为将之道”的严重偏离。
另一方面，随着志愿军的胜利回国，彭、邓的威望如日中天，外在的显赫mí住了邓华，他哪里懂得全身而退之策。当他以沈阳军区司令（此番是真正的大军区司令正职）兼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超越诸如张宗逊、陈奇涵、李涛这些老资格的上将而成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时，他的事业到达了人生顶峰。而蛰伏的林彪对邓华的判断却愈发明朗：此乃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iǎ人，一中山狼耳。
退残红青杏iǎ”，时间的推移使志愿军的光环渐去。彭元帅的分量也不再那么举轻若重，他莽撞犯上的言语主席也不再一笑让之。他不甘于就此失落（彭已不是中央常委），遂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总攻”的方式向呈上“总意见书”（其实，涉及农耕之事他也外行）。他的摊牌式的“攻击”使主席感到深深的恐惧，继而龙颜震怒主席何许人也？君不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笔者此段只“捋”当事人的思想脉络，不讨论是非网罗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发动了致命的反击彭二人都使用了“湘勇”放泼的语言互骂，那边厢还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设伏的林彪在最适当的时机加入了“战团”。他的动作果敢坚决，他的语言短促有力，他的“猎物”一览无余。一切都按战争进行，没有一点犹豫狐疑。黄（克诚）大将尚敢撄其锋，被枪挑马下。邓司令避敌就走，落马咫尺。江湖险道，快意恩仇，杀伐惨烈，莫过于此！
尾声——时值林彪败亡后的一九七四年，邓华由主席“钦点”出任成都军区副司令。笔者闻，将军此时乃至其后，埋首军事，不谈“政治”。不批判，不紧跟，不回忆，任谁谁人！将军垂垂老矣，折翅方识沧桑之道。将军已得禅机道法：恩怨得失，方寸之间；是非成败，后世之事。现在观来，善哉善哉，将军幸甚，军史幸甚。
“邓将军，你好。久仰大名。”张心对着邓华说到。
“张将军，你好。”邓华对着张心说到。
“张心，这个是我们南满军区的司令员，萧劲光。”林彪对着张心再次的介绍到。
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之一。湖南省长沙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以后均担任要职。
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诞生于一九零三年一月四日，一九二零年在长沙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俄罗斯研究会”。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再度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一九三零年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红十二军参谋长，一九三一年冬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不久任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赣州、水口战役。一九三三年后，任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教员、政治科科长。一九三三年11月被“左”倾冒险主义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被撤职判刑。由于泽东等反对这样处理，他被关一个月后释放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得到平反，一九三五年月一月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后改兼南满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南满军区司令员，与陈云一起指挥“四保临江”，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扭转了南满局势，巩固了南满根据地。一九四七年率部参加夏季和秋季攻势。一九四八年五月兼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与萧华率部围困长ūn，争取国民党军一部起义，迫使其余全部投降，解放长ūn。。一九四九年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司令员。在衡战役中，指挥第十二兵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四个主力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从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空、潜、快为主，以潜艇为重点”，“建设一支现代化富有攻防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的建设方针和开展海上破袭战的思想。强调要打好政治思想、组织、文化技术三个基础。重视培养海军技术力量，积极兴办学校，兼任第一海军学校校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七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
一九零三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市岳麓山乡一贫苦家庭。一九一九年，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了长沙的反帝爱国运动。
一九二零年八月，加入了由泽东等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8月底，进入上海共产主义iǎ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四月，和刘少奇等一赴苏。六月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
一九二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共旅俄支部的重要成员之一。
一九二四年ūn，应召回国，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五年秋，奉党派遣到广东工作，后到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率部参加北伐。在北伐战争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参加了南昌会战、进军闽北、攻克南京等战役，为促进北伐的胜利和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大革命失败后，离开了第二军。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年九月初，奉命第二次赴苏，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军事。
一九三零年秋回国，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兼闽西彭杨军事学校校长。
一九三一年冬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同年十二月任红五军团政委。
一九三三年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委，闽赣省委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政委兼红7军团军团长、政委。
一九三四年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判处五年监禁的错误处理。后解除监禁，到红军大学任教员、政治科科长。参加了长征。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
一九三五年七月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到达陕北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
一九三六年兼红二十九军军长。
一九三七年ūn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政委，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政委。
一九四零年九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
一九四一年五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