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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史事:欲叩遗书向杳冥(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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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得知有敦煌卷子流出后,孙元起就有些急不可耐,准备往西北一行。因为他也不知道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家伙什么时候到得敦煌,只希望他们现在还没到!

史实中,斯坦因在新疆探险期间,从敦煌逃到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里约略得知敦煌藏经洞的消息,于是,带着他的中文秘书蒋孝婉于1907年3月12日直奔敦煌,“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获取这批写卷”。他仅用4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买通了王道士,携走了8000余卷写本和几箱绢画,从西北边境悄悄出境,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1908年2月,伯希和接踵而来。他仿斯坦因之例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便又将6600馀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捆载而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挑选,未能看到拿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人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

有时候,孙元起甚至想:其实敦煌遗书被斯坦因、伯希和得去,未必是坏事。毕竟现在他们掠走的经卷,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处,成为全世界的瑰宝,中国人还可以见到。如果保存在中国人手里,经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殊时期,又能保存多少呢?只怕那些经卷逃得过千年的历史变迁,却逃不过一群无知者的破坏。

历史上,这些事就发生过。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便以携带的正在研究的部分敦煌写本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常总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参观。“插架森森多如笋,世人何曾见唐本。”这是清道光年间文人莫友芝感叹古籍的匮乏,写下的诗句,可见,唐本的珍稀。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伯希和还告诉大家,敦煌石室尚留存以佛经为主的8000卷经卷。当听说藏经洞还有藏品的时候,中国学者是怎样的兴奋和焦虑已经难以描述了,但是他们立刻采取了行动。在保护和拯救剩余藏品的行动中,罗振玉是其中最积极努力的一位。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命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清朝学部这时才清醒过来,决定收拾残余。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甘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藏经洞在被发现的第10年,中国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8000余件,数量还是可观的。但是,从敦煌到北京,敦煌遗书又经历一个苦难旅程。

运卷大车离开了藏经洞,藏经洞宝藏便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卷子为目的的买卖、偷窃、私分行径由王道士看守藏经洞时的秘密流散转为公开的掠夺。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员抽取、挑捡,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许承尧1944年在他原藏的敦煌经卷题跋中讲到卷子的来历时,对运卷大车途中分散卷子的情形说得十分清楚:“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许承尧1913年到兰州时,碰见市面上出售敦煌写经,购买多达200卷。1919—1921年任兰山道尹和甘肃省长的陈阎,自称在甘肃为官时,与朋友争购敦煌写经。民国初年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竞以敦煌卷子为买官契,根据卷子多少换取官位大小。贾缵绪在民国六年之后的10年里,曾先后任甘肃烟酒总办、甘肃省教育厅长、安肃道尹,在任职期内购得敦煌卷子多达百余卷。此后,北京大学陈万里与美国福格博物馆第二次考察队途经兰州,以及向达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还时时能看到开出大价钱的敦煌藏经。敦煌至北京,迢迢远途,其中沿途流失者又该有多少呢?

敦煌遗书一路颠沛流离,到达北京后,新一轮劫难又开始了。运卷大车不是直接开进学部的大院,而是开进了甘肃巡抚何彦升在京的儿子何震彝的家里。何震彝叫来他的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深、方尔谦等人,在私家宅院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人自家书房。当时,报官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没有卷名、行款等,所以,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又将一卷撕成两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

遗憾的是,这些卷子已不是自藏经洞解运之初的卷子原貌、原数。故此,民国年间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日赘言》记载道:“而令北平图书馆所存的八千余写卷,是其糟粕残余者,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那么,被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等人私吞之卷子下落如何呢?《编目赘言》是这样记载的:“学部贻书甘肃,令购运来京,其菁华固已无多,时获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为其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札注书经等,尤可宝贵,凡与何子相契者无不得之,有分至数百卷之多者,故厂肆出售不绝也。”

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敦煌国宝的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文化遗产,不合法的手段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从国人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剖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于国粹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光,外行就是糟蹋光”。在我们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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