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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汉详细)(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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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刘炟

汉章帝刘炟

章和二年(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史称燕然勒功。[75]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窦宪再次率军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单于主力,北匈奴仓皇逃窜不知所踪。[76]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戚宦之争的序幕。[77]

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78]于永平十二年(69年)内附中国,汉明帝于其地设永昌郡[79],初步奠定了中国对整个云南的统治,使古哀牢境内的各民族从此融入中国。

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57年—88年),秉承光武帝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80-84]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85],号称“明章之治”。[86-87]

戚宦之争

参见:戚宦之争、第一次宦官时代、跋扈将军

汉和帝刘肇

汉和帝刘肇

88年,汉章帝驾崩,年仅十岁的汉和帝继位,由窦太后临朝称制。[88]窦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汉和帝的不满,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扫灭窦氏戚族,后汉和帝重用郑众、蔡伦等贤宦,[89]故《后汉书》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90]汉和帝亲政后,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91]任内多次下诏赈济灾民[92]、减免赋税[93]、安置流民[94]、勿违农时[95]、招纳贤士[96],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97]。对外方面,击溃北匈奴使其西迁[98],并在西域复置西域都护府[99],任命班超降服西域诸国[100]。永兴元年(105年),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户籍人口达5325万多人。[101]汉和帝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为“永元之隆”。[10-11]

元兴元年(105年)冬12月,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病逝。[102]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103]汉殇帝在位8个月后离世,又迎立汉章帝之孙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由太后邓绥临朝听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使东汉度过“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但对宦官势力有所纵容。[104]

被外戚毒杀的汉质帝

被外戚毒杀的汉质帝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汉安帝亲政,族灭邓氏戚族[105]。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宠信奸臣,肆意妄为,朝政日益腐败。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于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前少帝,[106]但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了。[107]

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108]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逝,太子刘炳即位,年仅2岁,由梁太后执政。永嘉元年,汉冲帝驾崩,年仅三岁。[104]

正月二十五日,梁冀拥立汉章帝玄孙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因此质帝不久就被杀害,年仅八岁[109]。汉章帝曾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汉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汉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庞大,其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汉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汉桓帝与宦官谋划,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后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110]

群雄逐鹿

参见:党锢之祸、十常侍、黄巾起义、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曹丕篡汉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形势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形势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驾崩,无子嗣,由河间王刘开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引发了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建宁元年(168)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同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职,朝政腐败到了极点。导致了184年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平定了此叛乱,但是汉朝政府经此一役已国力大减。且中央政府为顺利平叛,又将军权下放给各地州官。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曹操、孙坚、董卓等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13]

汉灵帝死后,刘辩继位,史称少帝,汉灵帝皇后何氏为太后,一切政事取决于临朝称制的母后和手握兵权的大将军何进。[112]随后不久,外戚大将军何进和宦官双双火并而亡,终于结束戚宦之争。董卓掌权,废后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汉献帝刘协[113]。董卓被吕布诛杀后,军阀割据完全表面化,出现了把持中央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权;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璋等势力。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朝丞相的名义讨伐各路军阀,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军的主力,但同时架空汉室权力,全权代理皇帝处理朝政,汉朝皇帝此时已经是空有名分而无实际了。前期曹操虽连战得胜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三分之势逐渐形成。220年正月,曹操死后,子曹丕袭位,十月逼迫献帝让位,改国号为魏,东汉灭亡。而后,刘备随即在蜀地宣布继承汉朝法统,建立了沿用汉国号的政权,史称蜀汉。江东孙权虽向魏称臣,内政外交皆自主,几年后孙权亦称帝,国号吴。[13]

蜀汉时期

参见:赤壁之战、汉中之战、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魏灭蜀之战

昭烈帝刘备

昭烈帝刘备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115]在成都称帝,以汉室宗亲的身份重新建立汉朝,继续汉之大统,年号“章武”,汉朝又一次被复兴。[116]但是在此前,也就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镇守荆州的名将关羽北伐曹魏,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117]东吴孙权怕刘备势力威胁到自己,于是派遣吕蒙偷袭荆州(主要是南郡、公安),关羽功败垂成,兵败身亡,关羽失荆州,使得刘备元气大伤,导致后来的蜀汉又缺乏统一天下的一个条件。

在刘备刚刚称帝后,被吴将陆逊在彝陵之战中打败,最终撤退到白帝城。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年)四月逝世,谥昭烈帝。[118]

三足鼎立形势图

三足鼎立形势图

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多郡的叛乱,并利用怀柔政策降服了南中少数民族部落势力,解决蜀汉的后方问题。[120]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曹魏,陆续夺取郡县,却在马谡在关键的街亭战役中失败,迫使诸葛亮撤军。后来依法处斩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参军马谡。[121]

之后诸葛亮继续北伐,但多次因补给线太长粮草不济被迫撤军,致使北伐始终无法获得重大成效,不过仍然长期进占了原来曹魏的武都、阴平两个郡。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于第五次北伐中病死在五丈原,[122]之后由蒋琬、费祎、董允等接手执掌朝政,蜀汉因而仍保持政治清廉。

到蒋琬、费祎、董允死后,刘禅开始自摄国政,但因宠信宦官黄皓和陈祗,令朝政开始变坏,而大将姜维在247年至262年不断的北伐,使得蜀汉政治压力加剧,宫中政事无人处理,力量日渐消耗。内廷逐渐为宦官黄皓把持,使得前方战事不为刘禅所知,最终导致邓艾偷袭成都成功、刘禅举国而降。[123]后来姜维“诈降”,意图借助钟会之力复国,但是计划失败被杀,汉祚告终。

领土范围

西汉地图

西汉地图(15张)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战乱不休,致使河套为匈奴所据,南越、闽越、黔中等地相继独立,至汉初国土仅剩214万平方公里[20]。到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边拓土,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套置朔方郡、五原郡[124-125];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126],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125];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128],又平西南夷设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129]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130],将西南边境推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满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131],自此奠定汉地基本范围;太初三年(前102年),又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132],将北疆推进至戈壁沙漠一带。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乌垒城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133-134]

东汉地图

东汉地图(15张)

东汉相对西汉国土有所收缩,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135],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136];因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控制[137];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138-139];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140],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141];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142],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143];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144],西南得以扩充至缅甸北部;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100],西境抵海滨[145];后“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直至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146],并于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平定西域诸国,然而乌孙及葱岭以西诸国已脱离汉廷的控制,自此“三绝三通”而终。[147]东汉末年,因海内虚耗、人口锐减,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不过将盘踞河东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汉官司马兼领之[148]。[134]

汉朝初期,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因各地叛乱不断遂而消清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芮。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149]

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景帝借此缩小各王国的辖地。武帝时期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149]

蜀汉时期的领土范围大致为今四川、云贵、陕西旧汉中府及缅甸北部地区一带,虽然昭烈帝刘备曾经大举伐吴,诸葛亮、姜维屡次北伐,但终究未曾改变蜀汉的基本国土范围。[149]

行政区划

州作为行政区,在西汉武帝时萌芽,到东汉末年正式成型。自元封五年,始在郡之上设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150]。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150]。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150]。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150]。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134]汉朝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151];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151];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151]。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151]。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廷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151]。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152]。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又称内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153]

日南尉丞

日南尉丞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153]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二十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153]

秦末汉初,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仅剩1300万[156],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有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对外战争的沉重徭役人口锐减至3200万,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157],汉昭帝、汉宣帝相继息兵养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左右[156]。元始二年(2年)西汉在籍人口达59594978人,垦田8270536顷,为两汉之最。[158]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16]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159]。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起义导致人口锐减[160],东汉建立后人口开始恢复。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有户4279634,口21007820;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国有户5860573,口34125021;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国有户7456784,口43356367;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有户9237112,口53256229,垦田面积达7320170,为东汉之最。[101]至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161]不过古今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百越等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162],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16][163]。

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经过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三国初仅余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16][164]

农业

汉代画象砖“牛耕图”

汉代画象砖“牛耕图”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165]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166]。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167]。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168],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167]。[165]

冶铁

东汉杜诗水排

东汉杜诗水排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169]。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169]。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165]

纺织业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169]。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171]。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17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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