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4/18为高考恢复30年发邮票（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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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读不到一年，中国就爆了“*”，一下子都不要读书了，落得个轻松自在，倒也暗暗高兴，稀里糊涂地过了两年，就突然被冠以“1968届初中毕业生”，被上山下乡的巨浪一举抛到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武平县的大山里。  我为这段生活写下了集邮散文《知青邮迷》。

寂寞而艰苦的插队生涯中我莫名其妙地突然萌了想读书的念头，而且越地强烈了起来。人就是很怪，给你读书你不想读，而一旦没有书读了，又想得不得了。  197o年初的一天，我路经县城，竟独自闯入武平一中“革命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称自己是“初中知青”，是否可以续读高中？一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听了哈哈大笑，跟边上的人说，县里来了这么多知青，还是头一回撞见这样的“怪胎”，然后十分严肃地正告我：“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跑到学校里来干什么？！”17岁的我欲哭无泪，十分委屈地徘徊在平川河畔。

1974年当教授的父亲被迫提前退休，让我有机会“补员”回城到厦大外文系食堂当了炊事员。我在极为繁杂的体力劳动之后，开始挖空心思地进行学习。我溜到学校的大教室后排偷听。大教室很大，一次同时给二三百人上课，学生来自不同的系别，因此我的偷听回回得逞，有惊无险；若遇上相识的老师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尽管没有课本，课本大都是按人头油印的，但我几乎练就了过耳不忘的神奇，居然在卖饭菜时就叽哩哇啦地轮番用偷听学来的英语和日语与学生对话，进行学习实践，炊事员与大学生用外语交流，这在厦门大学的食堂史上史无前例。但当时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像我这样出生不好又没有门路的平民是决没有上学的希望的，我把这段经历和所见所闻揉入了我的集邮研究文章《“T18·工农兵上大学”在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