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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祠亭(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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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好古办事挺麻利,邓舍叫他想几个重塑士风的办法出来,他的条呈这就送上来了。  诸臣观看罢了,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意见纷纷。总体来说,赞成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重塑士风”,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搞定的。便好比每有地方官到一个地方任职,要之任务便是“敦风俗”。何为“敦风俗”?有的地方“风俗薄”,人皆逐利,不讲道德,不忠不孝,地方官就需得要采取种种的措施,把这种风气扭转,使得人人安居乐业、人人向善,从而也就使得风俗亦“由薄转厚”了。“敦风俗”,功在当代,利在地方,功莫大焉。

而“重塑士风”,也是一样的道理。主要便是扭转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培养读书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让读书人明白圣人之道,知道廉耻,明白礼仪,要有读书人的风骨。这样的一种扭转,是没用捷径可走的,犹如春雨入夜,润物无声。非得有长时间的坚持不可。上则需邓舍以身作则,中则要群臣以为表率,下则更得在民间百姓中大力提倡。

虽然不可以一蹴而就,虽然“重塑士风”听起来玄之又玄,但是却也并非就毫无对策。姚好古提出了三个办法,算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实行的。

头一条,群臣都是深表赞成的。

姚好古言辞恳切,要求邓舍以身作则,虽不敢明白地要求“刑不上大夫”,但是至少要把蒙元的一些弊政尽数废除。比如:当庭杖责大臣。

一个不满意,就拔了大臣的裤子,大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挨棍子。这太侮辱人了。欺辱过甚。主君就不尊敬大臣,将大臣视若家奴,不给大臣以独立的人格,又怎能再去要求大臣表现风骨?

这一条是从邓舍的层面上来讲。

次一条,姚好古提出,蒙元八十年不开科举,读书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近代以来,虽然如今的元主因见天下大乱,听从了脱脱的意见,又重开了科举,但是对南人、汉人的鄙视还是很明显的,专门给蒙古人、色目人立一榜,称之为“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称之为“左榜”。

蒙人以右为尊,“右榜”的地位高出“左榜”。考上之后,分派官职,“右榜”所得的职位自然因此也要远远比“左榜”为高。

须知,想那蒙古、色目人,本为异族,读汉书、学汉字,做汉人文章,纵然天赋奇才,又怎能与汉人的秀才相比?蒙元的统治者当然知道这个问题,也所以,定下的制度:“右榜”只考两场,题目较为容易。“左榜”倒需得考三场,题目反而艰深。蒙古、色目人稍微读些文书,即可摇身一变,成为“右榜”状元。对两个榜单的考试已经够不公平了。即便如此,“左榜”的状元,也常常不给汉人,亦由蒙古、色目人来当选。

更别说,两个榜单分别限定的还有录取之人数。

汉人读书的人有多少?考一次科举,挤破了头,成千上万人去争那一个名额,难度有多大?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纵使侥幸考上了,临到分配,却也得不来多大的官。王宗哲连中三元,到最红分配给他的也只不过是个八品的小官。

蒙古、色目人不读书,有个大根脚,年未弱冠便官至朱紫。汉人秀才十年寒窗,没科举的时候无人问,有了科举也难以考上,考上也没甚用处,得不来高官显爵,反因为读书而弄的家计萧条。试问:读书又还有何用?

蒙元既八十年不开科举,开了科举考上的可能性又极其渺茫。读书人为谋饭食,多有折节,只好低声下气地去做“吏”。

因为蒙元的制度,做“吏”做的好了,也还是有机会受到拔擢,成为“官”的。可是,如果打算从“吏”而入流,就算升迁快的,最起码也要经过二百一十个月,也即七年半的苦熬,才能勉强入流。入流,始得九品小官。再以后的拔擢升迁,却是就会更加的难之有难。

我汉人秀才,读圣人书,习圣人道。学不得其用,才能得赏识。“四民之”,被“混为编氓”,屈在薄吏、沉郁下僚。“白衣卿相”,尊严何存?

为吏的还好,又有更多的读书人,因为没有上进的途径,为了口饭吃,竟沦为与医卜星相、倡优女子为伍,日以说书为业,或则编写杂剧。“士失其业”,“世者嗤之”。读书破万卷,有巨笔如椽,本该致君尧舜。奈何时不畅,做白屋穷民,成梨园领袖。民间云:“九儒十丐。”诚哉斯言!

风气如此,“士风”何存!

姚好古请邓舍,上表安丰,奏请大开科举,为读书人开进阶之道。只有先给了读书人入仕的希望,重新把读书人该有的地位还给他们,然后才能培养他们的尊严,从而以此来扭转风气。

这一条,群臣有争论。

有些人以为,就算上表给了安丰,兵荒马乱的,安丰自保不及,明知道即使推行了这一政策,实际上也是对海东有利,放而言之,对金陵朱元璋或许也会有利,而对安丰却是半点利处也无。小明王、刘福通对此不一定会感兴趣。因此,要想得到安丰的同意,可能性未免不大。

可是姚好古的提议确实也言之有理。诸臣多都是读书人,谁不想重开科举?这是光耀读书人的一个王道之举。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有人提议,干脆绕过安丰,由邓舍直接在海东推行就是了。可如果这么做,又未免有僭越的嫌疑。哪儿有为人臣子者,绕开朝廷,自己去开办科举的?

有人便就提了个建议,说道:“我海东虽已得高丽,并将之旧有的疆域划分为了朝鲜与南韩两个分省,但是,高丽王祺还在。何不以他的名义,在南韩分省试行科举制度呢?”

又有人反对,说道:“王祺,傀儡而已。淡化他的存在还来不及,反更以他的名义去开办科举?是想壮大他的声势么?是想动摇南韩的安稳么?彼辈心存异志之徒,必定会闻讯蜂起,群起而来应试。到时候,是录取他们还是不录取他们?如果录取了他们,满朝上下皆是丽人,地方府县也皆是丽人。这海东到底是我汉人的,抑或是他高丽人的?庆千兴倡议为丽卒立衙军事尚不可行,何况此事?必乱我政。此议真是大谬!”

邓舍拍板决定,说道:“以王祺名义开科举,断不可行。姚先生此策,也不可不行。先上表安丰,试探一下主公的口吻。然后再议。”

这一条,是从整体的社会层面上来说。

接着再看姚好古的第三条。

先邓舍以身作则,然后给读书人尊严,最后就需要用些手段,使得读书人明廉耻了。请邓舍仿前朝的制度,在各地广立祠、亭。

祠庙者,立两个。一个“乡贤祠”,一个“正气祠”。亭者,立一个。可取名为“贪亭”。

“乡贤祠”,专录本乡人,分为前后两进。前边的堂中,录未曾入仕而在本乡有贤名者。后边的堂中,则录入仕而且有贤名的本乡名宦。不但可录文人,也可录武人。文左武右,分为两边。

“正气祠”,则是专门录选为官本地而有名望、清正廉洁的官员。

“贪亭”,则便立在“正气祠”的外边。在亭中竖立“戒碑”两块,前边的一块,刻本地人为官而贪腐者的姓名,并及家住何处,祖宗何人。后边一块,刻为官本地而贪腐者的姓名,并及家住何处,祖宗何人。

姚好古在条呈中写道:“世有秦桧,而与之同姓者耻之,与之同名者羞之。世有岳飞,而与之同姓者荣之,与之同名者喜之。这是为什么呢?人性的善恶臣虽不知,但自从有了圣人的教化,人便有了向善之心。所以,尊重忠良、痛恨奸贼,此亦人之常情。彰显忠良的名字,以美耀之;勒刻奸贼的名字,以羞耻之。显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

“如此,读书人的明廉耻,便可行矣!”

又请邓舍,每过若干年,便将各地“乡贤祠”、“正气祠”以及“贪亭”中凡所录有的人名,集合在一处,刊行成书,给天下。教天下人都知道,某地有清官某某一人,某地有贪官某某一个。以此,更好地起到用这两祠一亭来澄清吏治、重塑士风的作用。

他还给“贪亭”想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道:“前而有古人,后则有来者,千百年关系名节,岂敢不约束以正气?”下联写道:“既蒙羞祖宗,又羞耻子孙,三两回辗转思量,尽管且放纵以恣睢!”横批:“头顶三尺”。

头顶三尺有神明。千秋万载有公断。

这“乡贤祠”之类,各地本来都是有的,原本就是有“敦风俗”的作用。只是,往往除了本地人,外地人对异地的“乡贤”多有所不知。甚至,有些本地人也对本地的乡贤没有多少的听闻。更不必说,姚好古还又提议专立“贪亭”。异地为官做贪官的倒也罢了,本地人为官做了贪官的,把名字铭刻出来,有蒙羞乡里之嫌。所以,各地多是没有“贪亭”的。

姚好古一个提议刊行凡列入祠、亭的人物姓名,一个提议专建一个“贪亭”。其出点,便是想使得这些祠庙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彻底地挥,使其之影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既做到了光耀了忠良,又起到了惩既往而儆效尤的作用。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尤其姚好古提议立“贪亭”的办法,可称绝妙。人都有乡里之情,罗国器不就曾对迁徙山东豪族而感到不忍么?在各地立个“贪亭”,上边刻写,本乡出贪官某人,再刊行天下。一来,使得贪官的族人在本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二来,也可以使得本乡的读书人感到羞耻。如果天下都传言:某地盛出贪官。太没面子了。再有入仕的读书人,也许就会因此而时刻存有为家乡除去羞辱、显耀荣光的念头,并时刻立志,要当清廉了。

这一条,是从民间地方下手。

群臣对姚好古的此议,完全赞成。

三个办法,囊括了三个大的方面。邓舍是前天得到的这份条呈,先与洪继勋等人反复讨论,都觉得可行,这才又在今天的朝堂议会上拿出来,交给群臣议论的。此时,见诸臣基本都是支持的态度。他心怀大畅,振袖起身,望了望堂外的雨天,再又顾盼群臣,充满豪情地说道:“姚先生此三策,策在我。欲行此三策,先也需我以身作则。

“诸位,请你们看着,我定然会在近日内,便尽去蒙元弊政!绝不会以小故而责大臣!……,日后,你们如果哪天上朝会来迟到了,也不必再担忧会挨板子。”蒙元的制度,迟到也要会被受到笞责,吃竹笋夹肉的。其实,邓舍本来就没做过这种事儿,群臣皆知他在说笑,看他心情不错,都是陪着哈哈一笑。邓舍又感慨万千,接着说道:“世风日下,何为世风日下?其责不在百姓,而在当朝的衮衮诸公!上梁不正,下梁歪。

“诸位,我既愿以身作则,也希望你们都能时刻牢记读书人的风骨,为天下读书人做个表率,不要令我失望!”

诸臣皆跪拜,齐声说道:“谨尊诸公令旨!臣等必时刻牢记圣人的教导,时刻警惕己身,绝不会令主公失望。”

邓舍十分欣慰,笑道:“诸位请起。”

他又露出神往的神色,手按案几,慷慨地说道:“前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遂得三百年锦绣风流。我虽不才,没有多少的能力与德行,但是却也早就非常仰慕前朝的风范,愿意坚决地遵行之。诸位,我也知‘重塑士风’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并非短日内就可获得成效的。你们之中,年轻的,今年不过二十多岁;年老的,也至多四旬、五旬。‘三年一代。’我愿用十代之力,来行此事!三十年后,请诸公与我,一同再去看天下风气如何!诸公,咱们君臣合力,上下齐心,这世上又有何事不可为之?

“宋儒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此我之志也。诸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呢?”

一番话,说的群臣也是心怀激荡。包括洪继勋在内,都是觉得热血沸腾。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倡圣人之道,重塑天下之风气,并因此而再度彰显出华夏的荣光更有意义?更值得人前仆后继,虽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仍然百折不回地去做呢?群臣皆高声道:“主公之志,即臣等之志。臣等虽然也才疏学浅,但是却也愿宏誓,追随主公,襄赞鸿业!”

“好!好!”

邓舍示意群臣归列,他也重新入座,忽然问道:“诸公,我海东才颁行了军衔制,这件事,你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们可是否明白,我为何分别以‘上士’、‘中士’、‘下士’之名来做‘低衔’三级的名字么?”

洪继勋等自然知道的,没有参与过军衔制制定过程的诸臣,却多不晓得。姬宗周也没参加制定军衔制的过程,他微一寻思,联系邓舍刚才“重塑士风”的豪情,顿时便即胸有成竹,出列奏道:“臣愚昧,妄做猜测。

“可是取古之诸侯,凡所得‘士’,即按此才能,分别立以为‘上士’、‘中士’、‘下士’的典故么?”

邓舍双手合击,说道:“不错!正是。我所以为‘低衔’三级,取此三者为名。其所用意,正是在养士于走卒之中。圣人有天生而为圣人的,有后天学而成为圣人的。虽行伍走卒,乃至市井引车卖浆者之流,位固卑微,然而,只要若其有向上之志,有奋之情,则即便低微,却也不是不可以成为国家之‘士’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不但已经在‘低衔’中立此三级,我更打算在民间,也一样定下一个‘民爵’制。苟有利与国家,无论是献财、粟,抑或是引导了一地的风气从善,等等种种,我都会赐给他们‘民士’的荣耀。

“设若有一天,我华夏亿兆生民,人人皆‘士’,人人皆以‘士’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我华夏何愁不昌?我华夏何愁不盛?今我华夏虽在戎狄的蹂躏下,沉沦几近百年。但只要你我协力,向这个目标去做。则我神州尽管暂时地沉沦,又有何忧?则我汉人之复,又何愁不能指日可待!”

邓舍自知他的长处和短处。

他虽然有后世的阅历,但是他并不擅长“格物致知”。用后世的话来说,他并不懂科技明,就凭他的那点与常人无异的学识,也是搞不出来什么明创造的。他的长处,在略知历史的走势。在略微地知道一点蒙元之后,数百年中,国家因何而衰落的原因。既知道一点原因,虽庸人,亦可对症下药。何况是他?才能不敢说太高,但也绝对非庸人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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