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范阳之春（七）（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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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阳军校“新八期”高级军官培训逐渐走上正轨的过程，位于幽州的军事参谋总署对这一期培训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无论是训练程序、训练周期，还是训练的主导思想以及训练目的，“新八期”都是卢龙军军官培养和选拔走向正规化的标志，是李诚中实现军队体制化这一梦想的最后一步，李诚中为之倾注了不少心血。

从古至今，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军校这一概念，军人学习军事，要么来源于师长言传身教，要么来自于家族的熏陶培养，更多则来自于个人的战场实践。以成体系的书院形式对军人的军事素养进行训练，是前所未有的创举（燕王殿下表示很惭愧）。

系统化的军人培养不仅仅在于培养军人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军人融入军事体制之中，让军人对所处的这个军事集团产生严重依赖。通过各项成型制度的灌输，让军人自觉地去遵守各项条令规章，一举一动都潜移默化的符合规范，从而对体制产生深深的敬畏，潜意识中形成“违背规则即大逆不道”、“脱离体制则一事无成”的观念。换句玄妙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让军人们从“不自觉的无意识”进入“自觉的有意识”这一理想王国。

除此之外，军校要达成这一目的，另一个要点在于，必须系统的培养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国”即“大唐”，爱国就是爱大唐。用李诚中剽窃而来却又十分让人沉迷的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就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只有爱国思想的建立，才能让军人们知道自己效忠的是谁——效忠的对象并非个人，而是这片土地，是这个国家。当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军人的内心之中，才能避免军队私人化和割据化，一旦这种思想体系建立完善，军人们会自发与割据和分裂作斗争，国家的统一才能长期维持，尽最大可能避免朝代的轮回。

好吧，上述想法仅仅就军事体制而言，只是武力范畴内的东西，真要做到后世的近现代化军队那一步，还涉及到近现代国家体制、百姓觉醒等一系列形而上的内容。换句话说，想要军队国家化，远远不是一所军校能够解决的，但在这个时代，也足以领先了。

军队国家化这一概念其实并不与李诚中的统治地位相矛盾，得益于儒家千年的熏陶，在天下人的心中，国家就是天子，天子就是国家，爱国向来是与“忠君”相提评论的。李诚中现在不是天子，但他已经合法披上了李唐宗室的外衣，在理论上已经接近了“天子”这一领域。他在推行军队忠君爱国这一思想之前，曾经和冯道、韩延徽、刘审交等人有过深入的畅谈，隐晦的问及这一思想是否会与自己对军队的合法指挥权有所冲突，得到的答案让李诚中暗自窃喜。

冯道等人认为两者之间或许会有矛盾，但问题不大，他们同样隐晦的表示，只要李诚中接下来继续有所作为，那么一切就会顺理成章，等到顺理成章之后，军队效忠国家就是效忠李诚中，这一理论的剽悍程度不需要解释。

李诚中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是这一军事体制的创建者，他现在毫无疑问的可以有效的控制军队，军队（包括最基层士兵）的效忠对象就是他——没有第二个人。现在的问题在于，开始在全军之中推行“忠君爱国”，那么军队必然会产生疑问：我们效忠燕王，还是效忠今上？

好吧，李诚中又要暗自窃喜了，一旦军队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必然会受先入为主的观点所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了效忠燕王，既然其中有矛盾，而且看上去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并不困难，那么是不是干脆将矛盾消除呢？

当然，现在还不是解决这一小矛盾的时候，按照当前天下的形势，卢龙一镇想要立刻这么搞，无异于充当靶子、吸引火力，恐怕梁王睡梦中都要笑醒。所以李诚中还需要时间。卢龙向天下各镇抛出来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过渡策略，虽然表面上安上了李诚中穿越而来的后世帽子，但实质上是冯道、韩延徽、刘审交等人提出来的办法，其目的既不在所谓军政、训政上，更不是要建立什么狗屁宪政，这一策略和理论的目标，只是为了争取缓冲和时间。

卢龙需要太子在手，燕王需要宗室名义，仅此而已。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这一套太过超前的理论提出来后，河东、凤翔、吴越等藩镇应者寥寥，不过卢龙也并不着急。

如今已是天祐元年的初春，卢龙军倡议的“虞侯联席本部”仍然不见踪影，各藩镇仍然在为“虞侯联席本部”中自己所占名额的多少扯皮捣蛋，尤其是为“都虞候”由谁担任而争吵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卢龙便将注意力转向了范阳军校，“虞侯联席本部”悄然搁浅。

军事参谋总署对范阳军校的重视不止在于教学问题，对于军官、尤其是对来自外镇的十七名军将，总署各司局高层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当范阳军校的课程走上正轨后，军事参谋总署专门召开了一个高层碰头会议。